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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药方洞考

管理员  http://www.lmsk.gov.cn  发布日期:2011-03-21  浏览次数: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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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阳龙门古阳洞和奉先寺之间有一个洞窟,因窟口两侧刻有古代的药方,所以称为药方洞。该洞从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前开凿,至唐代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其问断续雕造约有二百来年,具有不同时代的多样风格。但是药方洞的开创年代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提出一些看法,恳请文物考古界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正壁大像的年代
    药方洞正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关于造像的年代,有的主张为北齐,有的认为是初唐。
    河北省邯郸西南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开创年代为北齐,主要洞窟造像完成于北齐,早成定论。笔者数次到响堂山石窟学习调查,认为药方洞正壁五尊大像具有响堂山石窟北齐造像的一般特征和风格。如造像硬直少曲线,脖较粗,鼻短而翼宽,眉梢低垂,面形圆浑,脸平而颐突出,下肢略短,身躯粗壮。另外药方洞还具有响堂山石窟造像的个别特征,如菩萨头冠两旁的宝缯很长,下垂到胳臂上部,肩较宽平,胸腹均突出,本尊佛像座前刻一大香炉并二狮子。通过药方洞正壁五躯大像和响堂山石窟造像的特征及风格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两处造像同属北齐时代的作品。
    二、窟外束腰莲柱、力士等的年代
    药方洞窟门拱壁与窟外岩壁交接之棱角处,左右各雕一束腰八角莲柱,壁外门两旁岩壁各雕造一力士像。左力士的右飘带与窟口的柬腰八角莲柱紧紧相连而雕刻在一起;右力士的左衣角与窟口的束腰八角莲柱相毗连而成一体。这种迹象很清楚地说明了窟口两侧的束腰莲柱与力士像原为一个工程计划而一起雕造完成。从该洞窟额上所雕的侏儒像、摩崖碑、飞天和窟门两旁的束腰莲柱、力士像的遗存关系来考察,当为一个工程计划所完成而无疑。但是,药方洞窟门北拱壁上方有一都邑师道兴造像龛,为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六月所镌刻。该龛之下为《都邑师道兴造像碑》①,该龛之上的另一铭刻已剥蚀漫漶,模糊不清,为历代著录所未收,今刷去尘土隐约间可看到数字,其中有“邑师道兴”语,当与北齐武平六年题记同时。《都邑师道兴造像碑》碑冠造形为螭首。该碑左侧已经被药方洞窟口的束腰八角莲柱很整齐的凿削下去一部分,使其左右不均衡。这就说明束腰莲柱的雕刻年代是晚于《都邑师道兴造像碑》的。
    束腰八角莲柱的雕刻年代,无题记可考。日人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则认为是北齐、北周、隋代之间所雕刻②,国人罗东子先生在《北朝石窟艺术》一书中指出:“无疑是北齐、北周以及隋代间之物,于响堂山、天龙山等处均见之。”以上见解大体相同,但均未指出具体时代。查药方洞窟外岩壁小龛造像题记现存有水徽四年(公元653年)八月十日,王师亮造阿弥陀像记”,“永徽口年口月二十日,清信女口造像一龛”,“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王贵和造阿弥陀像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张君宝造地藏菩萨记”。以上小雕造像必须在束腰八角莲柱和力士像雕造完成以后才能动工雕刻,否则是不可能的。以上情况说明:束腰八角莲柱及力士像等的雕造年代是在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以前,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以后。
    北齐时期的石窟,以河北省邯郸西南峰峰的响堂山石窟最具有代表性,它是保存至今唯一较完整的北齐石窟。药方洞这种束腰八角莲柱的石窟建筑装饰,在龙门石窟仅此一例,在响堂山石窟则普遍的使用在窟门、龛门两侧,作为建筑装饰,或用在前室作檐柱。龙门,响堂山两处石窟的束腰八角莲柱基本相同。药方洞柬腰莲柱的仰覆莲瓣,同该洞北齐武平六年都邑师道兴造像龛坛基上所雕的莲瓣,以及古阳洞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戍昭将军妻刘氏造像龛台座下的莲瓣,均同响堂山石窟佛座下的莲瓣相似,莲瓣宽短,雄大古朴。这就给药方洞的束腰八角莲柱、力士像(包括窟额上的侏儒像,飞天等)的刻制年代提供了旁证,即为北齐武平六年至北齐亡。
    三、左右壁大龛的年代
   1.左壁中央大龛的雕造年代
   药方洞左壁中央刻一帷幕尖拱大龛,龛内正壁坛基上为释迦、多宝坐像,两侧各刻一弟子、一菩萨像,坛基下雕香炉、狮子。释迦、多宝二佛头残毁,脖细,两肩削窄,胸平,皆著褒衣博带袈裟,前襟右衣边甩在左腕上,下裳衣褶稠密遮压坛基;二菩萨披巾宽大厚重。弟子与菩萨造型粗壮敦厚,脸丰圆而方,两颐突出,面较平。
   左壁大龛无造像题记,龛内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这是北魏通行的佛教造像题材。察莫高窟、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造像均盛行或有此种题材,而这些石窟隋唐及其后的造像,尚未发现此种造像题材。从龛的形制、造像题材、二佛的特征和雕刻手法来看,该龛造像应为北魏晚期所雕造。但从弟子和菩萨的造像形貌特征来看,似应为北齐之作品。该龛可能为北魏末至北齐初年开凿。规模次于该龛的北齐天保四年、邑师僧严道俗二十八人造像龛,位于该龛左上方。左壁中央大龛,占据了它的主要位置,因此左壁中央大龛的开凿时间必然早于左上方的北齐天保四年龛,即在北魏末至北齐初年所开凿的。
   2.右壁大的龛开凿年代
   药方洞右壁中央也同样开一帷幕尖拱大龛。该龛无造像题记。右壁左上角有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李长寿妻陈晕造释迦龛。从修造的规模、位置和工程量来看,中央大龛开凿的时间绝对不会晚于陈晕龛,或者同时,或者早于北魏永安三年。另外,该龛的形制是帷幕尖拱龛;造像面相较长,体躯较高而瘦削;佛著褒衣博带袈裟,内裙裙带较长,下垂于袈裟前襟上,菩萨披巾十字交叉并穿一圆环。从这些特征来看,右壁中央大龛的雕造年代当在北魏晚期而无疑。
    四、药方的刻制年代
    药方洞的药方镌刻在窟口两侧的拱壁上,北拱壁左上角为《都邑师道兴造像碑》,其右方刻药方两段,下方刻药方一段。值得注意的是:造像碑的岩面比药方的岩面高约五毫米,造像碑下一段药方的第一行至第九行的头一个字,都多少不等地刻在造像碑的岩面上。这种复压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药方的刻制时间晚于《都邑师道兴造像碑》,即药方刻制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以后。
    关于药方的刻制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概括起来不外北齐③、唐代④、北齐至唐⑤三种见解。其中以唐代说较正确,但未指出何据。笔者根据多次考证,现提出药方刻制的上下限时间。药方洞前壁左方岩面的下方刻有两个药方:“疗癖方”和“疗失音方”,它和窟口北拱壁上第三段药方紧紧相连,但不在一个岩面上。这种情况说明:全部药方因窟口北拱壁岩面的局限而未刻完,剩余的两个药方,按刻文的顺序、平行折转到前壁左方岩面的下部刻制。值得注意的是:“疗癖方”共刻三行,它左临窟口边,右接一“二菩萨龛”和一”七佛龛”,前者在上,后者居下:“疗失音方”共刻十一行,未与“疗癖方”平行并列的刻制下去,而是刻在“七佛龛”的正下方。“疔失音方”之所以这种刻列,显然是由于“疗癖方”右边“二菩萨龛”和“七佛龛”之碍,致使它无法和“疗癖方”并列雕刻的结果。这就说明“二菩萨龛”和“七佛龛”雕刻在这两个药方之前。
    药方洞前壁左方下部的“二菩萨龛”和“七佛龛”均无造像题记。“二菩萨龛”内雕刻两躯菩萨,从其形貌特征、姿态神韵、造像风格来看,同药方洞左壁、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杨君雅造菩萨像龛,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宫士安造菩萨像龛的菩萨非常相似,这就说明它们是同时期的作品,“二菩萨龛”也当为初唐时期所雕造。药方洞“七佛龛”是一个矩形龛,内雕七尊小佛。“七佛”本是佛教造像的一种题材,在龙门北魏的石窟造像中,几乎全部刻在窟额、龛楣上,被作为一种装饰性图案来运用,单独刻“七佛”的龛,在龙门北魏的洞窟中尚未见到。以“七佛”作为主尊供养,并单刻“七佛龛”,在龙门石窟起始于唐代,如普泰洞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明相惣造“七佛”一龛,莲花洞右壁“七佛龛”,万佛洞前室右壁“七佛龛”,清明寺洞内的“七佛龛”,宾阳南洞的“七佛龛”,破洞的“七佛龛”,以及药方洞右壁、窟口右拱壁和窟外左壁的“七佛龛”,均同“疗失音方”上部的“七佛龛”相似,由此可以旁证该洞“七佛龛”的雕造年代在初唐。而“疗癖方”和“疗失音方”的刻制年代,则应在“二菩萨”龛和“七佛龛”之后,换言之,药方的刻制年代,也应为初唐或初唐以后。
    再从另外三个方面,也可以论证药方的刻制年代为初唐。1.利用葱管导尿,治疗尿潴留(即疗小便不通),起始于孙思邈,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人⑥。龙门药方洞的“疗小便不通:以葱叶小头,去尖,内中行孔中,口吹令通讫,良口立下”的记载,当在孙思邈发明葱管导尿术以后。我们知道孙思邈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写成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第二部医学著作《千金翼方》,成书年代约在唐永微三年至永淳元年(公元652年一682年),这两本书的成书年代均为初唐时期,所以,药方的刻制年代当在初唐之后。2.据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五记载:“然以(按即《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校此碑(即药方洞药方,),唯针灸法同者五处,药方同者六处,余既未之见。”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龙门之药方,虽然并非全部来自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但毕竟是有取自孙思邈的诊疗方而刻的:二是药方的刻制年代当在二书成书行世之后,即初唐之后。3.高宗曾下诏征询各地药物形色,令画工绘图,苏敬等以此撰成《唐本草》,于显庆四年成书颁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部官修药典⑦。据两《唐书》记载,唐开元中陈藏器又著《本草拾遗》。以上诸书均辑录了大量药物,其中有不少是外来的新药物,如龙门药方中的“疗恶疰人心欲死方”中的“皂荚”(即皂角)便是一例。关于皂荚的传人,据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拂菻国(东罗马)之阿勒勃,其形似皂荚,与婆罗门皂荚相同。唐代由波斯地方经西域传人中国”⑧。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成书于唐开元中,书中记皂荚为唐代传人中国,这个唐代应为初唐和盛唐初的开元。龙门药方中关于皂荚的刻载,说明药方刻制年代的下限为唐开元年间。综上所述,充分证明龙门药方洞中药方的刻制年代,当在初唐或初唐之末,至迟不能晚于盛唐之初——开元年间。
    通过以上的考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药方洞北魏时期有造像题记的龛像分布于洞窟的四壁,其中最早的为永安三年(公元530年)的陈晕造像龛,这说明北魏时,药方洞的洞窟已开凿成,而它的开始营造可能在正光初年,北齐是药方洞造像的重要时期,大型的本尊佛像、弟子、菩萨像、藻井及飞天,以及前室的力士、束腰八角莲柱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唐代小龛造像多达二百二十多个,而绝大多数是利用前代空隙岩壁所雕造的,这说明药方洞到了唐代,壁面造像已达饱和。药方的刻制年代当在初唐,至迟不晚于唐开元。
    ①<都邑师道兴造像碑)云:。然今都邑师道兴……爱有台邑人等…’一尊造释迦像一躯,并二菩萨、二僧侍立。”
    ②水野清一:《龙门石窟的研究),昭和十六年。
    ③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五,清刊本。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上册,民国二十四年,河南博物馆出版。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1960年文物出版社。
    ④范行准:《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1.965年第6辑《中华文史论丛》,中华书局出版。
    ⑤丁明德:《洛阳龙门药方洞的石刻药方》,《河南文博通讯》l979年第2期。
    ⑥蔡景峰:《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
    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l964年人民出版社。
    ⑧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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