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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十二梦王”石刻图像研究

管理员  http://www.lmsk.gov.cn  发布日期:2016-07-23  浏览次数:1096  【字体:

     内容摘要:北齐石刻图像出土于上世纪90年代山西晋城青莲寺上寺大殿的工程维修过程中。依据石刻形制和图像表现方式,初步判断是石塔其中一层的塔身主体部分。将北齐石刻图像与《高丽藏》本的《大方等陀罗尼经》记载对照进行分析,发现图像的内容应该属于《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十二梦王”造像题材。但是,北齐石刻图像中没有出现“檀林罗”图像,其原因不明。“十二梦王”像是我国早期杂密图像的新发现,通过与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绘制的八佛图像,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基出土的北朝造像等石窟考古、佛教文献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北朝佛教显密不分,往往把杂密的经典、图像作为显教来看待。这是我们今后研究北朝佛教图像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晋城青莲寺  北齐石塔  大方等陀罗尼经  十二梦王  杂密图像

     2000年6期《文物世界》刊布了上世纪末山西晋城青莲寺出土的一件北齐石刻造像[1]。这件刻有北齐乾明元年(即560年)纪年和佛经人名的石刻,清晰的榜题并没有帮助该文作者正确地识读出图像内容。笔者依据发表的照片,经过仔细辨识,发现图像的内容应该属于《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十二梦王”造像题材。为此,2006年11月4—8日,笔者专程赴晋城青莲寺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晋城博物馆目睹这件北齐石刻,确认是一件北朝石塔的部分塔身。下面就此部分的石塔形制、雕刻内容、杂密图像等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石塔图像的内容考证

     晋城青莲寺的这件北齐石刻出土于上世纪90年代上寺大殿的工程维修过程中[2]。它的形状为一个接近方形的柱体,其上面保存完整,向内有宽、高各2厘米的两层叠涩小“台阶”(图一);下面毁坏严重,原状的具体情况不明。石刻四面上下稍有收分,并刻有高浮雕、浅浮雕及线刻图像。从雕刻情况观察,它适合从四面观看。这里依据石刻形制和图像表现方式,结合高平羊头山石窟及近年出土的北朝石塔造像[3]初步判断:它是石塔中一层塔身的主体部分[4]。塔身宽46—46.5、深40—43、高29—32厘米。

     石塔部分塔身的四面只有一面为高浮雕,刻一铺一佛二弟子的造像碑,这应是石塔的正面。其余三面为线刻礼佛图和浅浮雕佛经故事。这里根据图像具体分布情况与排列顺序依次以石塔正面、右侧面、后面、左侧面逐一考证图像内容。

     部分石塔正面塔身的图像

     中央雕刻—碑。龙形碑首,额正中刻圆拱小龛,内雕结跏趺坐佛,头残,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为禅定印。两侧为螭龙装饰。碑身刻铭文,竖书7行,每行7—10字,共64字。碑座为龟趺赑屃。碑两侧雕弟子像,跣足立于束腰座上。这样就共同构成一铺一佛二弟子造像,其组合形式在佛教造像中比较罕见,属于特殊佛教造像(图2)。现将碑文勘录如下:

     大齐乾明元年岁在庚辰/二[5]月癸未朔[6]八[7]日[8]庚[9]寅[10]/藏阴山[11]寺比丘昙始/共道俗[12]五十[13]人等敬造龙/华像一躯今得成就上[14]/为皇帝陛[15]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入萨[16]婆若海[17](图3)。

     铭文清楚地记载了石刻造像的时间、地点、发愿人、图像内容和祈福对象以及追求目标。碑文的“萨婆若”为佛教术语,Sarva义为“一切”,jna义为“智”。慧琳《一切音义经》卷七:“萨婆若,正音萨嚩吉娘(二合),唐言一切智。即般若波罗蜜之异名也” [18]。

     左弟子高14.5厘米。头已残,身体丰壮,含胸挺腹。披巾从两肩搭下交叉结于腹部,再分别上绕于肘部后沿身侧下垂及地。腰系长裙,裙摆不外张。左手下置体侧,掌心朝外;右手执于胸前且残。跣足踏束腰座上,右足残缺。右弟子高18厘米。右额部残毁,面相丰满。体型、服饰、左手与左侧弟子相同,其中右手及手臂已残(图4)。

     部分石塔右侧面塔身的图像

     整个图像由左右两部分构成:画面的左侧为线刻供养礼佛图;右侧为浅浮雕佛经故事图(图5、图6、图7)。
左侧供养礼佛图分上、下两列。

     上列一幅礼佛图,共有四身人物像,居首者的人物形象高大,身着小领窄袖胡服,腰间束革带,下着短裙,足穿长靴,手持长茎莲花。身后三身皆为侍者,或举伞盖,或举团伞,身材略小,服装、鞋裤与前者相同。居首者前面的边框上刻有 “大斋主萨定周罢” 题名。

     下列礼佛图的构图与上列相似。供养人均身着交领宽袖的汉式服装。居首者前面的边框上刻有 “像主王文贵” 题名。

     右侧佛经故事图只雕刻在上列,从画面观察自左至右的图像共有四个情节,图像旁附设榜题。为了方便图像内容的考证,我们下面将北齐石刻图像与《高丽藏》本《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19]记载的“十二梦王”对照进行分析(参见表1)。

     表1序号1——4项的北齐石刻榜题、画面图像所表现的情节特征与《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记载的“梦王”文献吻合。尤其是这件北齐石刻十分注意图像的细节表现和形象刻画,在描绘具体情节方面也各有侧重。如序号1项的梦王“祖荼”图像中人物双手持着幡杆,而“幡盖”已经“丢失”是佛经文献“飞悬缯幡盖”情节的主要表现;序号2项的梦王“斤提”图像中的“殿堂”和“僧众”是注重了佛经文献记述的场面描述;序号3、4项的梦王“茂持罗、乾基罗”图像则注意各自骑乘“马、象”等座骑特征的描绘,但是后者缺少佛经文献“渡于大江”时——“水”的图像表现等。可见,上面四个情节肯定属于“十二梦王”中的“祖荼、斤提、茂持罗、乾基罗”的图像。有关石刻榜题上“祖”字与佛经记载“□”字的对照分析,本文后面将作专门讨论。

     部分石塔后背塔身的图像

     整个佛经故事浮雕图像只刻在石塔后面的上列,下列素面无饰。从画面观察自左至右共有四个情节,图像旁附设榜题(图8、图9、图10)。

     表1序号5——9项的北齐石刻图像可以与上述佛教文献记载的“梦王”分别对应,但北齐石刻上缺少序号7项的“檀林罗”图像。其它图像的一些特征:如序号5项的梦王“多林罗”图像不仅注意骑乘“骆驼”这种“道具”特性的描绘,而且也关照佛经文献记载“山”的形式表现;序号6项的梦王“波林罗”图像中的方形“高足榻床”和上面一隅摆放一个似“经架”之物是佛经文献“上于高座,转于般若”记载十分细微的情节描述,且与榜题完全符合。但是,如果从画面中比丘僧人坐于高榻之上和背后山峦中有大树的两个图像来考虑情节的话,这似乎与佛经文献“到一树下,上于戒坛”记载的“檀林罗”内容又相似。那么,佛经里的“高座”与“戒坛”这两个不同的“道具”在图像上究竟如何表示,如何区别呢?这或许是北齐石刻图像中没有出现“檀林罗”图像的客观原因;序号8项的梦王“禅多林罗”图像中的“高僧”和“僧众”是注重了佛经文献记载的场景描述;序号9项的梦王“穷伽林罗”在山中苦修图像不仅与佛经文献“入禅三昧”记载相符,而且也是北朝佛教图像“禅修”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部分石塔左侧面塔身的图像

     整个图像构成与右侧面对称,并且相似。右侧为线刻供养礼佛图,左侧为浅浮雕佛经故事图(图11、图12、图13)。

     右侧供养礼佛图分上、下两列。

     上与下列各二幅。四幅供养礼佛图的构图、人物形象、姿态与右侧下列的形式大致相同。上列居首者前面的边框上刻有“大斋主闫迥”题名;下列二幅居首者前面的边框上各刻有“大像主赵敬容”、“都维那尹来界”题名。

     左侧佛经故事只刻在上列,从画面观察自左至右共有三个情节,图像旁附设四则榜题。
 
     表1序号10-——12项的北齐石刻图像与佛经文献“梦王” 记载的基本相符。序号10项的梦王“迦林罗”图像中腰间佩戴“长剑”是佛经文献记载最有特征的情节刻画;序号11项的梦王“伽林罗” 图像中的持“束颈瓶”作“倾倒”状是侧重于佛经文献“洗浴其身”记载的场面中细节描述。可是,北齐石刻榜题的“伽林罗”名称与佛经文献“[穷]伽林罗”名称不一致。而且此佛经文献的梦王名称与序号9项梦王名称“穷伽林罗”完全重复,显然佛经记载有误。这可能是佛经在后来传抄过程中误写造成。这样依新发现的北齐石刻通过榜题和图像的对应关系,就可以校勘高丽版《大藏经》文献记载的错误。所以,这里将序号11项图像内容确定为“十二梦王”之一的“伽林罗”,应该无误。

     序号12项的梦王“波林罗”图像中的乘坐“羊车”和水中“毒蛇”的“道具”与两方榜题进一步证实了图像内容。但是,这里“波林罗” 梦王的名称却与序号6项的“波林罗”名称重复。而这两个内容完全不同,情节表现相异的两个故事,不可能使用了同一个名称,那么这个图像“梦王”名称的命名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将石塔残件的图像、榜题与《高丽藏》本《大方等陀罗尼经》对照分析发现:石塔图像仅刻有“十一梦王”佛经故事的情节,缺少“十二梦王”中的第七“檀林罗”图像和榜题,造成这个问题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因为“檀林罗”与“波林罗” 两个故事情节比较相似,在图像的特征表现上,容易造成两幅图像的混淆,这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石塔图像与佛经文字描述内容及榜题人物名称基本一致。故北齐残石塔中佛经故事题材应为“十二梦王”题材无疑。

     二、“十二梦王”名称的初探

     经过前面北齐石刻图像的研究与考察,我们发现《高丽藏》本《大方等陀罗尼经》在记载“十二梦王”时也出现了“波林罗、穷伽林罗”两个“名称”重复的错误现象。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借助近年考古、文献等方面新发现与研究成果来寻求解决。

     《大方等陀罗尼经》是印度大乘佛教密教经典。5世纪初,由北凉沙门法众译于高昌郡(今吐鲁番),一说译于张掖[20],共四卷。据方广锠先生调查,敦煌遗书中约有16种《大方等陀罗尼经》残卷写本[21]。其中S.1524与S.6727是此经的卷一,后面有“正光二年(521)十月上旬写讫”、“延昌三年(514)岁次甲午四月十二日,敦煌镇经生张阿胜所写成竟……”尾题。说明该经写本在五、六世纪较为流行。但敦煌S.1524写本仅残存“十梦王”名称[22]。

     在《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十二梦王”的名称和故事内容只记载在卷一与卷三,而敦煌遗书中16种写本均保存的不够完整,缺少《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三有关故事内容。因此这里不可能将北齐石刻“十二梦王”图像与敦煌写本的梦王名称和故事内容对应地进行核实比勘。经查阅《房山石经》辽金刻经时,在“覆”字号发现辽代乾统七年(1107年)《大方等陀罗尼经》刻石[23]。但该经卷一、卷三“十二梦王”中也出现“梦王”名称重复问题。除此之外,1933年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本中也有《大方等陀罗尼经》[24],可惜,仅存卷一、卷二、卷四。为了方便讨论“十二梦王”的正确名称,兹将相关资料列表对照如下(参见表2)。

     表2显示:北齐石塔榜题、敦煌S.1524写本、《高丽藏》本、《赵城藏》本、《房山石经》石刻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错误:北齐石刻榜题只有十一个梦王,其中的一个梦王“波林罗”名称重复出现了两次;敦煌S.1524写本,仅有十个梦王,丢失了两个梦王;《高丽藏》本、《赵城藏》本、《房山石经》石刻本中 “波林罗、穷伽林罗”两个梦王名称也都重复,实际只有十个梦王名称。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僧人湛然已有所察觉,所以在《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就将“祖荼”写成“袒荼罗”;“斤提” 写成“斤提罗”;“禅多林罗”写成“禅林罗”;“ 穷伽林罗”写成“穷林罗”或“伽林罗”;“ 波林罗”写成“婆林罗”[25]。这样“十二梦王”名称就形成了一个固定格套的形式。可喜的是,湛然将《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穷伽林罗”改写成《止观辅行传弘决》“伽林罗”的问题,亦被新发现的北齐石塔上的榜题、图像印证。

     关于“祖荼”梦王名称的问题,北齐石塔的榜题字迹非常清楚,完全可以确定。细查敦煌S.1524写本上“祖”字书写的也很清晰,确实是“祖”无疑[26],《赵城藏》本也为“祖”字,那为什么《高丽藏》本将此字写成“□”字?我认为原因是北朝之后书写该字时部分笔划“且”的短笔所致[27]。后来这种“以讹传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故《房山石经》石刻本中刻成“□”与“袒”字[28]。明永乐《北藏》本的《止观辅行传弘决》则将“祖荼”写成“袒荼罗”[29]。而梦王“斤提[持]”的名称问题,北齐石塔的榜题刻成“提”字,敦煌S.1524写本、《赵城藏》本写成“持”字;而《高丽藏》本、《房山石经》本中“持”与“提”同时出现。那么,究竟那个正确,姑且存疑,目前它不影响图像的识别和称谓。最后,“波林罗” 梦王的名称,无论石刻、还是文献都出现了同一称谓的错误现象,后一个梦王暂且按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婆林罗”称谓,以区别前面的“波林罗”的名称。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大方等陀罗尼经》“十二梦王”分别为:祖荼、斤提[持]、 茂持罗、乾基罗、多林罗、波林罗 、檀林罗、禅多林罗、穷伽林罗、迦林罗、伽林罗、婆林罗。

     三、北朝石塔图像的特点

     这是早期杂密佛经传播过程中有关图像研究的新发现。杂密东传,渊源久远,但现存图像较少。关于这方面的图像研究,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指出:密教护法诸天图像见于石窟,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7、8两窟为最早[30]。其雕凿年代约在北魏孝文帝初年[31]。公元五世纪初《大方等陀罗尼经》作为密教经典在高昌(或张掖)译出后,六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已经相当流行。敦煌莫高窟不仅发现有S.1524北魏延昌三年(514年)、S.6727北魏正光二年(521年)写讫的《大方等陀罗尼经》写本,而且相关的图像亦有所表现。贺世哲先生在前贤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细致分析和反思,核实,认为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的“无量寿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题记之后,北壁得八佛图像很可能就是依据《大方等陀罗尼经》绘制的无量寿佛、释迦牟尼佛、维卫佛、式佛、随叶佛、拘楼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等[32]。近年,张总先生通过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基出土的造像调查与研究,发现一件北朝残像的侧面与背面刻有出自北凉法众所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二“、文殊师利法王子、虚空藏法王子、观世音法王子、毗沙门法王子、虚空法王子、破暗法王子、闻法王子……”等佛、菩萨名号,以及出自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序品“离婆多、必陵伽婆磋、薄拘罗、摩诃拘絺罗……”等佛弟子、罗汉之名的造像题铭。联系这些佛、菩萨、弟子、罗汉名称可以与该造像上的线刻或浮雕形象对应,因此认为这是一件雕刻《法华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听法之会场面于一体的佛教造像[33]。这里,我们结合莫高窟、明道寺等地考古材料,就新发现 “十二梦王”图像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大方等陀罗尼经》主要讲述的是修行、供养、礼拜、持戒、忏悔等的密咒经典,而“十二梦王”是该经宣讲忏法的主要内容之一。该经的主旨在初分卷一讲述的十分清楚,说“世尊如来前后所说诸陀罗尼门,一切世间为最,又正法中为最,又诸天中为最,众生于此以最胜法,入诸陀罗尼门观佛境界” [34]。从卷一至卷四的内容分析:经文中的故事都与“十二梦王”(或“十二神王” 或“魔王波旬”)有着密切关系,讲述的是通过“受持”摩诃袒持陀罗尼章句,能够“利益无量魔众” [35],更何况其它众生。不过,经文中的“魔王”等人物以正、反两方面不同形象多次出现的,一方面,魔王祖萘罗作为反面人物形象的代言人。例如卷一中文殊师利法王子在祇陀林中,劝请世尊转******说法,当雷音比丘复入禅定三味,因有善根因缘,必当于贤劫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智,获大善利。此时魔王祖萘罗率诸众眷属欲毁雷音比丘的善根,于是愁惑的比丘放声大言“南无十方三世无量诸佛,南无十方三世无量诸法”,此时世尊“当以摩诃袒持陀罗尼章句,伏此波旬增彼比丘善根”,并且“说诸佛秘法” [36]。又如,卷二中“当有波旬来坏是人善根因缘……此人应诵摩诃袒持陀罗尼章句,复应称言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文殊师利法王子……如是菩萨摩诃萨应念其名,如是诸法王必往其所拥护是人,今此人等身得安乐无诸苦恼”[37]。另一方面,“十二神王”也作为正面人物形象的代言人。例如卷一中“我等十二大王,当受持是摩诃袒持陀罗尼章句……如是人等若遭苦厄,应当称我使十二神王……不久当得成等正觉”[38]。又如卷三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诣汝所欲求陀罗尼经者,汝当教求十二梦王,若得见一王者,汝当教授七日行法”[39]等等。以上都可以说明“十二梦王”图像等在《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忏法”等的重要性。当然,山东明道寺舍利塔基出土的刻有《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文殊师利法王子等的佛、菩萨造像,是“诸比丘若值诸难”时祈求的主要对象之一,也与“魔王”有关。

     其次,青莲寺北齐石塔“龙华像”与“十二梦王”图像的组合关系,符合北朝佛教末法时期祈求“弥勒”的时代精神。《大方等陀罗尼经》中供养的对象佛和菩萨系列主要有:“十方三世诸佛、过去七佛、四方佛、无量寿佛,文殊师利、观世音”等。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绘制无量寿佛与过去七佛的造像组合,在我国佛教造像中乃属首例,弥足珍贵[40]。按经文云:供养过去七佛可以离三恶道,救摄众生,在于人天,究竟快乐;供养无量寿佛,可随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外,《大方等陀罗尼经》在讲述世尊与菩萨(或弟子等)对话时多次提及“若我(佛)在世、若去世后”,其实这里“在世、去世”是分别指三世佛的现在——释迦牟尼佛和未来——弥勒佛。如果以上讨论能够成立话,那么,梦行分卷三曰:所说“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若我在世、若去世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诣汝所欲求陀罗尼经者,汝当教求十二梦王,若得见一王者,汝当教授七日行法”[41]的经文就完全可以说明供养“现在佛、未来佛”与教求“十二梦王”的关系。

     北朝佛教显密不分,往往把杂密的经典、图像作为显教来看待。上述云冈石窟第7、8窟密教护法诸天图像,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绘制的八佛图像,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基出土的北朝造像,都可以说明北朝佛教造像显密不分。特别是山东临朐明道寺的北朝造像,将《法华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这两部显、密佛经听法之会场面的佛、菩萨、弟子、罗汉等雕刻于一体的图像,晋城青莲寺石塔融合弥勒龙华会与十二梦王图像于一石,因此,这更可以说明北朝佛教图像显密不分的情况,很容易把杂密图像作为显教图像来看待,这是我们今后研究北朝佛教图像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意:文中有两个问题须说明。1、其中的第一部分正文和注[18]均引用梵文“jna”(智)中“n”字母上应该有上标“ ~ ”,请注意加入。2、第一部分正文、表中和第二部分正文、表中及注[27]中均“ □ ”为缺字,本应为左右结构“示”偏傍与“旦”组合成一字,即“示+旦”,因无此字,请组合注意加入。

     附记:这是笔者2006年9月20日——22日参加“中国北朝造像与石窟?暨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发掘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的一篇小文,引起与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06年11月4—8日,笔者专程赴晋城青莲寺进行实地考察,又承蒙晋城博物馆张广善馆长的关照,在该馆陈列中见到了这件石刻,并慨允我和黄永久兄对石刻进行实测、拓印、照相、记录等考古工作,让这件青莲寺北齐石刻的珍贵资料与大家见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宿白、罗炤先生的热情指导,荣新江先生提供了《敦煌遗书》中的所有《大方等陀罗尼经》写本资料,在此特别表示感谢。本文曾在《文物》月刊2007年10期上发表,因受刊物版面限制文字删减较多,有些问题已难以讲清楚,今在《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发表全文。

图片:

    
                        图1 石塔残件照片

    
                     图2 石塔残件正面照片

    
              图3 石塔残件正面碑文拓片

    
              图4 石塔残件正面摹本示意图

    
               图5 石塔残件右侧面拓片

      
             图6 石塔残件右侧面摹本

    
                 图7 石塔件右面照片

    
                  图8 石塔残件背面摹本

    
                  图9 石塔残件背面拓片

    
               图10  石塔件后面照片

    
              图11 石塔残件左侧面拓片

    
               图12 石塔残件左侧面摹本

    
               图13  石塔件左面照片

注释:
[1] 郭新明《晋城青莲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文物世界》2000年6期(下面简称郭文)。
[2] 关于这件北齐石刻的发现时间有两说:李会智、高天《山西晋城青莲寺史考》,《文物世界》2002年1期(下面简称李文)以为是1994年;郭新明以为是1996年。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结合访问当时参加该项工程同志的追忆,得知1994年是石刻的发现时间;1996年是石刻被确定为有价值文物的收藏时间。
[3] 张驭寰《山西羊头山的魏、唐石塔》,《文物》1982年第3期。
[4] 笔者于2006年11月6日专程到高平羊头山石窟考察,发现许多北朝石塔的塔身与塔檐都是分别制作后进行组装。其中塔身的上端从外至里均有向上叠涩小“台阶”,象一个建筑构件榫头一样,它可以直接插入塔檐下面向内凹入的卯口,这样共同组成一层石塔。如果再进一步组合,就构成一座多层石塔。这与晋城青莲寺北齐石塔的作法基本相同。
[5] 此“二”的字笔划基本可以辨识清楚。郭文未识出该字,李文将此字遗漏,。
[6] 此为“朔”字无误,写法与齐宋敬业造像铭文的“朔”完全相同。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第12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郭文误识为“阿”字,李文认为是“朔”字。
[7] 此“八”字完全可以辨别。李文也认为是“八”字,郭文将其与后面“日”两个字合在一起误识为“谷”字。
[8] 此“日”字局部字迹已残。李文误识为“月”字。
[9] 此“庚”字的局部笔划“广”已损坏,残留下笔划与前面一行的“庚”字相同,根据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垣先生着《二十史朔闰表》 对照,能够肯定此字即为“庚”字,该月八日的干支即为“庚寅”。郭、李二文均未能识读。
[10] 此为“寅”字无误,其清晰可辨。郭文未识出,李文认为是“寅”字。
[11] 此“山”字与下面的寺距离太近,容易一起误识。李文将此“山”字识出,郭文将此字遗漏。
[12] 此“俗”字比较模糊,但依据笔划仍可识别。郭、李二文都将此字遗漏。
[13] 此“五十”二字十分清晰,李文误将二字颠倒。
[14] 此“上”字完整清晰,郭文误识为“止”字。
[15] 此为“陛”字无疑,郭、李二文也这样认为。其写法与魏苏胡仁造像铭文的“陛”基本相同,只是上面“帝”字的最后一笔划造成该字的变化。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然而李文在此字后加一“下”字,似觉得铭文叙述的更为通顺,何故碑文缺此字,是否与讳避有关,待考。
[16] 此“萨”字的局部笔划已残损,郭文也认为是“萨”字,李文该字未识出。
[17] 此为“海”字,郭文将其识出,李文将此字遗漏。其写法与齐魏法兴造天宫记铭文的“海”完全相同。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第12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8] “萨婆若”为梵文sarvajna的音译。Sarva义为“一切”,jna义为“智”。慧琳《一切音义经》卷七:“萨婆若,正音萨嚩吉娘(二合),唐言一切智。即般若波罗蜜之异名也。”
[19]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第18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20]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1] 据方广锠先生调查,敦煌遗书中约有16种的《大方等陀罗尼经》残卷写本。参见《敦煌大辞典》第70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22] 黄永武博士主编《敦煌宝藏》遗书第11卷第359—372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敦煌S.1524《大方等陀罗尼经》写本,尾题北魏“正光二年(521)十月上旬写讫”。
[23]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辽金刻经12,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
[24] 《赵城藏》本,参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22册第338——351页《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
[25] 明永乐《北藏》本,参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95册第74页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之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6] 黄永武博士主编《敦煌宝藏》遗书第11卷第359—372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敦煌S.1524《大方等陀罗尼经》写本,尾题北魏“正光二年(521)十月上旬写讫”。
[27] 隋晋王祭酒车诜墓志“祖”字写法与此相同,其部分笔划“且”写法即是短笔现象,写成“旦”字,即为“”字。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高丽藏》本、《赵城藏》本的“祖”字均写成“”字。
[28]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辽金刻经12,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第2、3、19页。
[29] 明永乐《北藏》本,参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第95册第74页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二之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年第1版。
[30] 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该问题见论文注[5]说明,参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27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1]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参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60页、第130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2] 贺世哲着《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第342—34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
[33] 张总《石刻中的新发现与新解读》,参见荣新江:《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213—214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4]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第1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35]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二,第2、3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36]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第2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37]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余卷第二,第15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38]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第3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39]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第18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40] 贺世哲着《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第342—34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
[41] 参见《高丽大藏经》第13册《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第3页,首楞严经外二百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2年。

 

作者简介:刘建军,男,汉族,1960年8月生,山西省大同市人,文博研究馆员,1985年开始从事云冈石窟研究,云冈石窟研究院陈列馆管理科科长。E-mail:ljjdt5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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